方木来知青点半年了。三年前，袁四新等十名知青来到坝口村，他们是这个村第一批知青。刚来时，大家分住在老乡家里，袁四新向大队请求自己搭建竹棚建立知青点。在老乡们的帮助下，大家动手把竹棚搭好了，知青们聚在了一起。由于没有床，大家在泥巴地上垫上稻草，再铺上席子，睡起了地铺。冬天里，地铺很冷，竹棚又四处漏风，长夜难熬。特别是一天夜里，风雨交加，竹棚的屋顶被掀开了一角。不少人的被子淋湿了，大家只好缩到一个角落里。一位女知青哭出了声：“这过的什么日子嘛！”
袁四新却豪情满怀，他说：“不要抱怨，现在正是我们接受党的考验的时候了。《沙家浜》中十八个伤病员在芦苇荡中都能坚持下去，他们比我们要艰难得多，我们也一定能坚持！”
说完，他学郭建光唱了起来：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后边大家会唱，但是大家并没有和着他，因为每个人心里头另有一番滋味，没有浪漫的心情。
雨稍小，袁四新穿着雨衣出了竹棚。他搬来一个梯子，爬上了竹棚顶，把掀开了的油布又固定好了。
袁四新干活是一把好手，他舍得花力气，劲又大，一个能顶几个。老农看了都啧啧称奇。
那时，农村吃的是“大锅饭”。出工的钟声响后，农民们懒洋洋地从家里出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田间地头人虽不少，但干不出多少活，几乎人人都在“磨洋工”。虽然每个人都拿着扁担或锄头，但大部分时间，扁担不是用来挑担的，锄头也不是用来锄地的。那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经常是用来顶着胳肢窝让人斜着倚靠的，有时是用来斜顶着腰或背的。用扁担或锄头做这些动作人很轻松吗？其实一点都不轻松，反而更累，闲的无聊而已。
劳动中，袁四新认识了两个年轻农民：男的叫有兴，女的叫玉莲。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两兄妹，家庭成分是富农。再深入打听，这两兄妹是两口子，玉莲是童养媳，过不久他们就要办婚礼了。袁四新受到很大震动，都解放二十多年了，怎么还有童养媳？他又想，这是一个恶劣的旧风俗，应该管一管。在大队部，他找到大队书记石刚，石刚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袁四新对老书记说：“老书记，有兴和玉莲的事你知道吧？”
“什么事啊？”老书记问。
“他们就要办婚礼了。”
“哦，这我知道，到时候去喝一杯酒就是了。”
“怎么能去喝酒呢？”袁四新着急地说，“玉莲是童养媳，这是旧风俗，早就应该革除了。”
老书记不解地看着袁四新，问：“你说怎么办？”
“大队应该管管这事。”袁四新说。
“这怎么好管呢？”老书记说，“这是人家家里的事，人家自己愿意就行呗。”
“可这会造成多么坏的影响啊！”袁四新说，“为什么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风俗不能很好地占领农村这块阵地？就因为那些封建落后的旧文化旧风俗在农村还很有市场嘛。”
老书记皱着眉头说：“农村这类事多啦！要说影响也坏不到哪去。”
袁四新严肃地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他们家的成分是富农，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贫农家也有抱‘童养媳’的。”老书记回答。
袁四新失望地看了一眼老书记，转身走了。
几天后，袁四新去公社，路上恰好碰到玉莲。玉莲很小心地挎着一个篮子，篮子上盖着一块绣了花的布。袁四新问玉莲：“你一个人去哪里呀？”
玉莲笑笑说：“今天是赶集日，我赶集去。”
这里三日一集，农历日期尾数为1、4、7的是赶集日，集市就在公社所在地。袁四新说：“那好，我们同路。——你篮子里是什么？”
玉莲揭开绣花布一角，回答：“家里的鸡下的蛋。”
“自己舍不得吃呀？”
“换点钱再买点油、盐回家。”
袁四新指着绣花布说：“这花是你绣的吧？你的手好巧呀！”
玉莲被夸得有些脸红。
袁四新又问：“听说你要结婚啦？”
玉莲点点头。
“听说你是童养媳？”
玉莲看一眼袁四新，还是点点头。
“抱过来时你多大？”
“一岁。”
“跟亲父母有走往吗？”
“有，过年过节走一下。”
“你对现在的生活有没有不满意？”
玉莲不肯说，袁四新鼓励她说。玉莲轻轻地说：“我家成分高了，日子不好过。我亲父母的成分是贫农，他们日子好过些。”
“你想过反抗没有？”
“反抗？”玉莲吃惊地问，“怎么反抗？”
“走出这个家庭。”袁四新鼓动说，“你是新时代的青年，不要做旧风俗的牺牲品。”
“不不，”玉莲连忙说，“我哥对我好，我爸爸妈妈也对我好，我怎么能这么做？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玉莲借口有小姐妹在后边，她离开了袁四新。
回家后玉莲把碰见袁四新的事同有兴讲了，有兴听后心里有些紧张，他叮嘱玉莲以后不要同袁四新接触。
有兴和玉莲的婚礼办得很简单，只摆了两桌酒，只请了大队干部和近亲属。
袁四新心里有某种失败感。
一次，知青中有人提议磨点豆浆吃，再磨些糯米粉，大家同意。于是袁四新来到大队部借石磨，他找到石大爷。石大爷领他去一间仓库借出石磨，石磨很沉，袁四新又借来一辆板车。石大爷说，村里人要磨点东西都用这个石磨，不过最近没人来借石磨，知青点可以用几天。石大爷还说，这个石磨以前是一个地主家的，土改以后就充公了。
石磨在知青点磨了两天，在还回去之前，袁四新要把石磨各个地方都洗得干干净净。袁四新在擦洗石磨底盘背面时，无意中发现上面刻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应该是刻了很久了，都快看不清了。经过仔细辨认，袁四新认出这三个字是“石大牛”。袁四新想，这“石大牛”是谁呀？为什么要把名字刻在磨盘上。袁四新脑袋里的一根弦忽然绷紧了。
在还石磨时，袁四新问石大爷：“石大爷，这村里有个叫石大牛的吗？”
“有哇，”石大爷回答，“他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什么家庭成分哪？”袁四新继续问。
“他父亲是地主，对了，这石磨以前就是他家的。”
果然如此，袁四新心里掠过一阵惊喜，他为自己敏锐的嗅觉感到骄傲了。石大牛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磨上意味着什么？袁四新想，这不就相当于一本“变天账”吗？
袁四新没有把石磨上刻字的事告诉石大爷，他想先见识一下石大牛这个人。一天干活时，他向人打听谁是石大牛，但石大牛没出工。他又打听为什么不出工，人们的回答有些闪烁其词。他脑子里的那根弦又绷紧了。
经过细致调查，有人反映：最近，石大牛经常请假外出，有村民看见他在城里打爆米花。不在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却独自进城打爆米花赚钱，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袁四新想，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袁四新到大队部找老书记汇报情况，恰巧公社张书记来视察工作。袁四新下乡前就是党员，在全公社都是有名的，所以张书记认识他。袁四新忽然一想，这也是个机会，他向两位书记汇报了“磨盘刻字”和“打爆米花”的情况。张书记四十多岁，对这事非常感兴趣，他让袁四新带他们去看看磨盘上的刻字。看完后，张书记拍着袁四新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思想敏锐呀，这是现实中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教材呀！难得难得！”
袁四新听了很高兴，但对张书记说的“难得难得”不能准确理解，不知是夸自己人才难得，还是说发现这件事难得。但不管怎么理解，都是好事。
张书记又对老书记说：“这事你们大队党支部要抓紧哪，这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例子，要抓出一个典型来。你要支持小袁的工作，放手让他干，也是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嘛。”
袁四新本来就是大队支委之一，负责宣传工作，现在石大牛的事就交由他管了。
石大牛在哪儿？这几天，他确实藏在南昌城的巷子里面打爆米花。石大牛坐在小凳子上，左手摇着熏黑了的爆米花筒，右手拉着风箱，眼睛不时看一下压力表，旁边有十几个脸盆装着米在排队。炉火烧得很旺，石大牛的脸上有汗水也有煤灰。石大牛二十五岁了，当时在农村就属于大龄未婚青年。虽然他人长得蛮精神的，脑子也活，也能吃苦，但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找不到对象。家庭成分好的女孩子，自然不找他；家庭成分不好的女孩子，也不想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看到有兴和玉莲结婚，他很羡慕，他甚至“恨”父母为什么没给他抱一个童养媳呢？否则他也不会有现在这般的烦恼和痛苦。
在生产队挣工分，日子实在不好过。石大牛还想，如果有钱，如果多花一点钱，也许对象好找些。他想到了打爆米花，当然只能偷偷地做。他买了爆米花机，放在城里的亲戚家，隔三差五他就进城几天。
打一锅爆米花约莫5、6分钟，石大牛看看压力表，这一锅已经熟了。他将盖口对准一长长的布袋子，再用铁棍松松盖子，大叫一声：起爆啰！接着，砰的一声巨响，一股热气夹带着浓浓的爆米花香，直扑口鼻，孩子们迫不及待地上前抢着吃。
就在石大牛准备打下一锅时，突然来了几个人围在了他面前。石大牛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他认得的，他们是村里的民兵，他感到大事不好。二话没说，石大牛被抓回了村里，爆米花机也作为证据扣在了大队部。
在大队部，袁四新正在审石大牛，像公安机关审犯人一样，先问了一遍姓名、年龄、家庭成分等等。袁四新锐利的目光似乎要看穿石大牛的心。袁四新问：“石大牛，你做什么啦？”
“进城打爆米花了，”石大牛回答，“没有经过大队同意，自己搞了点副业。如果不让搞，我就不搞了。”
“是这么简单吗？这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石大牛看袁四新一脸的严肃，说：“袁知青，你初到乡下，还不太了解乡下的情况。农民都要搞副业的，不搞点副业日子很难过下去的。”
“这就是你的思想？”袁四新盯住石大牛。
石大牛点头说是。袁四新微微一笑：“毛主席说的好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石大牛家里成分高，最怕谈阶级，他不敢吱声了。袁四新用笔作记录，又说：“你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你好好想想。”
说着，袁四新起身出了房门。石大牛愣住了，想不起来自己还有什么问题。袁四新返回时问：“想到了没有？”
“我没什么问题呀！”
“那你跟我来！”袁四新带石大牛来看磨盘上的字，又问，“这是不是你刻的？”
石大牛心里一震，顿觉大祸临头。他哭丧着脸说：“这是十年前刻的，我那时小，不懂事嘛！”
“你知不知道这个磨盘原来是你家的？”
“知道。”
“为什么要刻上你的名字？”
石大牛低下了头。袁四新咄咄逼人：“是梦想‘变天’吗？”
石大牛惶恐，求情说：“我怎么敢哪，你饶了我吧！我那时小，真不懂事。”
“还是懂事的，”袁四新不客气地说，“不同的行为反映了不同的思想，这就是阶级的烙印。”
石大牛被关在了大队部，由民兵看守。
约十年前，石大牛家要磨糯米粉，从大队部借来了石磨。要还石磨时，石大牛父亲忽然感慨地说，这石磨原来就是他家的。石大牛听后，就用铁钉在底盘背面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时没有太多想法，只是认得了这个石磨原来是自己家的，不懂得也不敢有“变天”的想法。
五年前（文革初），大队来人若要过夜，大队头头常会在广播里喊，让石大牛父亲送干净被子到大队部来。父亲照做，可石大牛心里却感觉受到很大的侮辱。那时，父亲常被批斗。一次批斗会上，同住一个大屋子平时叫父亲为叔的近亲堂兄，竟扇了父亲两耳光。石大牛怒火中烧，回家后，抄起扁担，追着堂兄打。
现在，石大牛被关在一个漆黑的屋子里，屁股下只有稻草，没有被子，也不让家里人送被子。他望着铁窗外的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厚厚的云。
石大牛受到了严厉的批斗。
经过宣传，这件事造就了两个典型，一个是坏典型石大牛，另一个是好典型袁四新。
“磨盘刻字”成了阶级斗争的生动教材，不仅本公社，外边的公社也常派人来参观学习。
袁四新到坝口村两年后，赵斌、钱明等八位知青来了，以前的竹棚也已变成了砖瓦平房。
赵斌、钱明刚来就赶上秋收，主要是收割晚稻。在稻田，袁四新手脚利落，镰刀飞舞，远远超过别人。当把割下的稻子挑往打谷场时，一般人一担约一百斤，袁四新却一担有两百斤。赵斌看着心里佩服。在姑娘们中，赵斌也是一枝独秀，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她不但割稻麻利，挑担也健步如飞。袁四新看着既欢喜又怜惜，他劝赵斌不要太用劲，悠着点儿。钱明在赵斌面前也想好好表现自己，镰刀“唰唰”响，他在出工前就特意把镰刀磨得飞快。但是忙中出乱，由于抢快，他左手小拇指被镰刀割破了。割得还比较深，血“哗”地涌出来。赵斌赶紧上前给他清洗伤口，涂上碘酒，并包扎了一下。再割稻子已不太方便，钱明转而去挑稻子。由于在家就很少挑担子，钱明的担子份量不重，他挑起来却晃晃悠悠。
秋收后，农事少了，大家闲了下来。袁四新组织大家学习，特别是新来的知青要补上“阶级斗争”这一课。袁四新领赵斌、钱明等人看“磨盘刻字”，讲述石大牛其人及“打爆米花”等事，当然也讲了自己如何发现问题及对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些在赵斌和钱明心里都产生了不小的触动，但触动的方向是相反的。赵斌赞赏袁四新思想敏锐，阶级斗争观念强。而自己正缺乏对社会深入细致的了解，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在这方面自己应该向他学习。她心里对袁四新有好感，觉得他是一个有作为、有思想、有抱负的好青年。而钱明却不这么看，他是资本家家庭出身，他感受过政治运动对他们那一类家庭的冲击。他认为“磨盘刻字”并不能说明什么，石大牛没有做坏事也没有教唆犯罪，怎么能说是阶级斗争呢？真是无风三尺浪。至于“打爆米花”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更是荒诞，既如此，城里为什么不干脆取缔打爆米花呢？钱明虽同赵斌想法不一，但也不便说，只是冷眼旁观。他不喜欢看袁四新得意的神情，更不愿意看到赵斌欣赏袁四新。最令他不安的是，袁四新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常常停留在赵斌身上。
钱明同赵斌从小就在一起，按钱明说法，他们在幼儿园穿开裆裤时就认识，后来也没有离开过。从小，赵斌就是同龄孩子中的领袖，钱明也愿意紧随左右，他有时也会劝赵斌做事不要过头。钱明心里爱慕赵斌已久，当然不敢说出来，他怕她。赵斌经常对他横眉立目的，不止一次斥责他是“老好人”，讲“中庸之道”，阶级立场有问题。尽管心里有些委屈，钱明还是愿意在赵斌面前有好的表现，希望赵斌正眼看自己。赵斌写上山下乡决心书时，钱明抢在赵斌大名之后签名。当在公社报名下乡时，他又请求赵斌，要跟她下到同一个知青点。
下乡后，钱明看到，赵斌同袁四新走得越来越近，袁四新也对赵斌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他们常在一起商量工作、讨论问题。钱明看他们挺有共同语言的，心里郁闷，忍不住背后放冷炮。他对赵斌说：“你不觉得袁四新这个人很偏激吗？”
赵斌目光扫过钱明，冷静地说：“不是‘偏激’，是‘先进’。革命事业需要大量这样的先进青年。”
“你对他印象就那么好？”钱明不满地问。
赵斌笑笑说：“我希望你也多学学他。”
“我可学不来他。”钱明拂袖而去。
开春了，风变得柔和了，山坡上是一片片的绿草。赵斌同另一位女知青苏秋红每人背着一捆桔子树苗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为了保护树根，她们用薄膜把根部包起来了。这几天，她们在附近的一个林场学习种桔子树，又买回这么两捆树苗。冬天时，赵斌看后山上除了长草，只有稀稀拉拉几棵长不大的马尾松和小杉树。赵斌向大队建议种些桔子树，大队讨论后同意让知青们试种。现在，一米深、一米直径的树坑都已挖好了，有近百个，底肥也下足了，就等树苗了。
苏秋红是与赵斌同一批的知青，她很爱惜这些树苗。她憧憬着：“等这些树苗长大了就好了，我们就能吃上自己种的桔子。”
赵斌信心满满：“过四、五年，它们就该结果子了。只要我们用心待它们，它们就会给我们回报。”
这时，一只小花狗奔跑过来，对着她们“嗷嗷”地叫着。开始他们有些害怕，后来发现，小花狗不是来威胁她们的，倒像是求助于她们。赵斌停住，小花狗上前咬住她的裤腿，往小花狗来的方向拉。接着，小花狗又松开裤腿，朝那个方向叫喊。赵斌、苏秋红远远望去，见远处一个女孩倒在了草地上。赵斌意识到有紧急情况，说一声：“走，我们去看看！”
赵斌、苏秋红扔下桔子树苗，跟着小花狗跑。女孩在痛苦地呻吟着，赵斌扶起女孩问：“你怎么啦？”
女孩指指自己的右小腿：“我被蛇咬了。”
赵斌、苏秋红看到伤口红肿，出血了，伤口上有一对牙齿印。赵斌掏出自己的手绢紧扎在女孩受伤的小腿上端，她说：“我们背你去公社卫生院。”
说着，赵斌背起女孩就跑。路上，苏秋红看女孩有些熟，问：“你是坝口村的吧？”
“是，我叫青萍，出来采地木耳。两位姐姐是……”
“我们是坝口村知青，来了半年。”
赵斌背了一段，苏秋红替换下她。小花狗在旁边跟着跑，这是它最近第二次救主人。前几天，也是一条蛇突然出现在青萍面前，它有一米多长，立起身子，吐着红芯。青萍吓得惊叫着，不会动弹。小花狗猛冲上去，一口叼住蛇的尾巴，猛地一甩。蛇被甩到了几丈远，青萍赶紧跑了。
苏秋红背着青萍，累得气喘吁吁。赵斌看青萍耷拉着脑袋，摸一下她的额头，很烫手。赵斌又叫唤青萍，没有反应，像要昏迷了。赵斌让苏秋红放下青萍，她听说过可以用嘴巴吸出蛇毒。她毫不犹豫，俯下身子，嘴巴对准伤口吮吸起来，然后又吐出来，吐出的是一口口有毒的血。苏秋红看得非常震惊。
赵斌、苏秋红轮流背着青萍跑，跑了四、五里，腿都快迈不动了，终于来到了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的医生立刻进行抢救，一个多小时以后，青萍醒过来了。
一位男医生对赵斌、苏秋红说：“多亏你们送得及时，蛇毒还没有大面积扩散，否则生命难保。现在没有危险了。”
赵斌、苏秋红连声谢谢医生，接着两人手拉着手高兴地跳起来。她们又来到青萍的病床前，青萍说：“谢谢两位姐姐救了我！”
赵斌摸着青萍的手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赵斌叫苏秋红去给大队打个电话，让大队通知青萍家里来人。苏秋红打电话回来后，赵斌对青萍说：“你家里人马上就会来，我们该走了。我们有两捆桔子树苗还扔在路旁，怕丢了。”
青萍伸出两只手拉住赵斌和苏秋红，眼里充满泪水：“姐姐……”
赵斌、苏秋红被感染，眼睛也有些发红。赵斌对青萍说：“你很快就会好，以后到知青点来玩。”
青萍点头，仍舍不得松手。
赵斌、苏秋红按原路返回，她们为救了一位女孩而非常高兴。但走着走着，赵斌感觉不对劲。赵斌说：“秋红，我怎么头晕哪？”
“是不是太累啦？”苏秋红问。
“不对，不像是那种情况。”
苏秋红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是不是吮吸伤口时蛇毒……赵斌路都走不稳了，身体像醉酒一样晃悠着。苏秋红赶紧扶着赵斌，赵斌说：“我晕得好厉害，我不能走啦。”
赵斌坐在路边，双手抱住腿，头伏在膝盖上。
这可怎么办哪？苏秋红慌了。已经走出公社卫生院几里路了，靠自己把她背回去是不可能的。好在离知青点不是很远，还是回知青点叫人吧。主意拿定，她叫赵斌坐在那里别动，自己拼了命地朝知青点跑去。
知青点正准备吃晚饭，苏秋红首先碰到袁四新，她向袁四新报告情况。在远处的钱明听出有事，跑过来急问苏秋红：“赵斌怎么啦？赵斌在哪里？”
苏秋红话还没说完，钱明把饭碗一扔，撒腿就跑。袁四新和苏秋红也跟着跑。
天黑下来了，钱明看到了赵斌，赵斌已经歪倒在地上。钱明扶起她，叫唤她，但她迷迷糊糊的。袁四新跑上前来，说：“赶紧送医院！”
说着，转身要背赵斌。钱明推开袁四新，说：“不要你背，我来背！”
钱明转身把赵斌背在了身上，袁四新心里气呀！
苏秋红跟上来了，上气不接下气，今天她可是跑了好多路。钱明今天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背着赵斌一直在跑。袁四新要替换他，他就是不让替换。后来实在是背不动了，他差点摔个跟头，袁四新这才硬把赵斌抢了过去。
袁四新一口气把赵斌背到了公社卫生院。
钱明大声叫唤医生，医生看见是赵斌吃了一惊。苏秋红向医生说明情况，医生立刻施救。
一小时以后，赵斌转危为安。她模模糊糊地记得，钱明、袁四新背着她跑，就像是黑暗中向上爬山，累呀，爬不动啊，山顶太高啦！直到最后突然眼前一亮，登上山顶了，她的心才从极度的疲惫中放松了……她慢慢地睁开双眼，看见了钱明和袁四新一左一右正注视着自己。
“醒啦！”两个男人都高兴地叫起来，之后又不高兴地看着对方，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
这时大家才想起肚子饿了。钱明问赵斌想不想吃点东西，赵斌摇头说不想吃。苏秋红说她太疲倦了，想回知青点。袁四新叫钱明同苏秋红一起走，自己留下来照顾赵斌。钱明不同意，他要留下来。袁四新叫着：“我是知青队队长，我命令你回去！”
钱明也丝毫不让步，回敬道：“八小时之外，你管不了我！”
袁四新气得咬牙，但又没办法。这么黑的天，让苏秋红一个人走，那是绝对不行的，袁四新只好自己送苏秋红回去。苏秋红心里还真有些“嫉妒”赵斌，面前的两个男人对她那么好！苏秋红又说，两捆桔子树苗还扔在路边，刚才来回跑都没注意它们还在不在那里。
一路走着，他们没有发现桔子树苗。袁四新对苏秋红说：“可能天太黑了，看不清。明天白天你再来找找。”
到了知青点，他们先奔食堂吃饭。三下五除二，袁四新饭吃完了，他又要返回公社卫生院。开始，他还想给钱明带饭去，但一想又生气：不带，饿死他！
钱明还真的肚子饿的咕咕叫，夜里了，卫生院附近就没地方买东西吃。钱明坐在赵斌病床旁边，看着赵斌，她已经睡着了，睡得很香。袁四新轻轻推门进病房，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钱明正用手抚摸着赵斌的脸。袁四新一声断喝：“你干什么？”
钱明吓得手赶紧缩回去，回头一看，是袁四新。钱明说：“谁要你回来呀！”
“留你在这里，我能放心吗？”袁四新指着钱明说，“你说，你刚才在干什么？”
“干什么？你说我干什么啦？”钱明倒来了劲了，“我试一下她体温不行哪？我怕她发烧。”
袁四新一时无话可说了，他上前用手背贴在赵斌的前额。钱明推开袁四新的手说：“我已试过了，不烧，不烧。”
袁四新气恼地说：“你可以试，我不可以试啊？”
赵斌被他们吵醒了，看两个男人像好斗的公鸡似的。赵斌说：“你们两个在一起总是吵，干什么呀？”
两人都不说话了。赵斌又说：“你们回去吧，不用在这里守着，我没事了。”
但是两个人谁都不肯走。最后，两人一左一右伏在赵斌的脚边直到天亮。
趁赵斌还没醒，袁四新和钱明都出去买早点吃，也都给赵斌带来一份早餐。当赵斌刚睁开眼睛，钱明就把包子递到了她面前：“吃包子，我给你买的！”
袁四新也不甘落后：“吃我这里的！”
赵斌看着笑了：“不是一样的包子吗？好好好，我一边吃一个。”
赵斌坐起来，左手拿钱明一个包子，右手拿袁四新一个包子。吃完包子，赵斌要喝水。钱明、袁四新各拿一个茶缸把水递上来了。赵斌又憋不住笑：“怎么办呢？我总不能这边喝半口，那边喝半口吧？”
袁四新只好把自己的茶缸放回去。
这时，青萍来了，她拉着赵斌的手说：“姐姐，你为了我才中了毒……”
“没事了，”赵斌爽朗地说，“我们都好了，我们胜利了！”
这天下午，赵斌、青萍出院。大队不要她们走小路回家，大队特意借了一辆卡车，接她们从大路回家。汽车停在了坝口村祠堂前面，很多村民等待在那里，并响起了热烈的锣鼓声和鞭炮声。赵斌下车后，老书记石刚握住她的手说：“你是个好知青哪，为了救农民的孩子，都敢豁出自己的命。农村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哪！”
老书记和乡亲们的热情让赵斌很感动。她想，自己并没有做很多，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做，为了可爱的乡亲们，我应该……
公社本要大力宣传赵斌的事迹，但在张书记通过袁四新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宣传几乎叫停了。一天，袁四新对赵斌说：“你知道青萍的家里人吗？”
赵斌疑惑地摇头，袁四新接着说：“青萍是石大牛的妹妹。”
赵斌有些吃惊。袁四新又说：“可惜呀，青萍不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公社本想把你宣传为与贫下中农心贴心的知青典型，但你救的不是贫下中农的后代，而是地主的后代，事情就不好宣传了。”
赵斌惊愕地、不解地看着袁四新，似乎袁四新说的也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又很别扭。难道救人之前还要查一下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就不该救吗？
钱明了解情况后，愤怒地说：“这都是混帐逻辑，救谁的孩子都是一样的。你的救人行为闪耀的是人性的光辉，是美好、善良的人性。”
以前，赵斌批判过“人性论”，今天听钱明谈人性却怎么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不久，袁四新提拔到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赵斌接任知青队的队长和大队支委。袁四新对去公社上任感觉有得有失，最大的损失是同赵斌接触少了。这大大地便宜了钱明。袁四新想，钱明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方木来知青点后，与钱明常有交谈。在学校时，两人就经常一起出黑板报。钱明画画，写美术字，方木写稿，写黑板报。钱明很喜欢看小说，都有些痴迷了。某个暑假，听说中山大学的表姐夫那里有几本好小说，他坐火车去广州，不分白天黑夜地看，足不出户一星期。虽然那是他第一次去广州，却没出去玩。
方木、钱明在一起常谈电影、小说和绘画。钱明画了一幅画，总要拿给方木看，方木会作出评论。方木写小说一章，第一个给钱明看，想听听他的意见。
76年清明节后几天，钱明的寝室里只有钱明和方木。隐约可听到广播里播社论，钱明神情忧虑，他对方木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可悲呀！”
方木听后吓一跳，忙起身把门合上。他轻轻对钱明说：“在外你可别这么说！”
“我不会那么傻。”钱明问方木，“清明那几天，你在哪里？”
“我哪儿也没去，就在知青点。”
“我去了八一广场。”
“看见了什么？”
“有很多纪念总理的花圈，还有很多小字报和传单。”
“什么内容？”
“我记了一些在日记本上。”钱明拿出日记本，“据说，有的诗是从北京传过来的。”
钱明翻开日记本，手指着：“你看这首诗：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你再看这首……”
钱明把日记本递到方木手上，方木坐到斜对面的一张床上读起来。正在这时，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们是公社武装部的民兵。两人背着长枪，领头的腰间插着手枪。领头的问：“谁是钱明？”
钱明、方木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钱明回答：“我是。”
领头的审视了一会儿钱明，又说：“你收拾一下，跟我们去公社。”
“我为什么跟你们走哇？”
“你做了什么事，自己不知道吗？”领头的盯着钱明问。
钱明、方木意识到了可能惹祸的是什么。
知青每人有一张写字桌，领头的指着钱明床边的桌子问：“这是你的桌子吧？”
钱明点头，领头的对另二人说：“把里面有字的东西全带走。”
渐渐地门口站了不少知青，大家议论纷纷。有一位知青喊了起来：“凭什么乱抓人哪？”
领头的拍拍腰间的手枪套，严肃地说：“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方木拿着钱明的那个日记本要出门去，领头的拦住他说：“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方木有点慌：“这是我的日记本。”
领头的把手伸过来：“你让我检查一下。”
方木突然强硬起来：“你有什么权力检查我的日记？”
领头的愣了一下，想了想说：“我不检查日记，但你要证明它是你的日记。”
方木指着门口一知青对领头的说：“你问一下他，我叫什么名字？”
还没等问，那位知青就说了：“他叫方木。”
方木翻开日记本的第一页给领头的看，上面赫然写着“方木”二字。领头的只好让方木走了。
当领头的要检查日记本时，钱明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心里想着：这下完了，这下完了！可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第一页上诡谲地现出“方木”二字，真是匪夷所思。钱明想，这是天不绝我啊！
钱明被带走了。
日记本的第一页上怎么会有“方木”二字呢？当时，方木就认识到了这本日记不能落在他们手里，否则问题将非常严重。他在紧张地想对策，趁他们不注意，他在第一页迅速地写下了“方木”二字。钱明的名字是写在第二页。
带走钱明时，赵斌不在知青点。当她回来知道此事后，她立刻去大队部给袁四新打电话。赵斌质问：“钱明怎么啦？”
袁四新听得出火气不小，他冷静地说：“你别急，电话里几句话说不清，我们见面谈行吗？”
“不行。”赵斌说，“你必须现在说清楚！”
赵斌的态度让袁四新醋意翻腾。袁四新耐住性子：“有些话现在不能说，特别不能在电话里说。”
赵斌认为袁四新在故意推辞，很生气地对话筒叫着：“袁四新，如果你是在公报私仇，那我就瞧不起你！”
袁四新吓住了，忙说：“我是那种人吗？你就这么看我？我们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就这种印象？你让我好伤心！我向你保证，办公事我不会掺杂一点私人恩怨。”
赵斌又感觉自己说话太重了，伤了袁四新。她放缓语气：“四新，对不起，你别生气，怪我太急了。”
袁四新酸溜溜地说：“你要对我的事也这么急就好啦！”
“钱明出大事了，我才急嘛。你又没出事，我急什么呢？”赵斌又轻轻地问，“你简单告诉我，钱明犯什么事啦？”
有一个短暂的停顿，袁四新轻声说：“钱明卷入到最近的政治风暴中来啦。”
赵斌理解袁四新的意思，这可不得了哇！赵斌还是怪袁四新：“你不能早一点跟我通一下气吗？”
“不能啊，这是上级要求查办的，严格保密。我通了气那就犯组织错误了。”
赵斌放下了电话，她为钱明担心。
方木也在为钱明担心。他觉得笔记本放在知青点不安全，他回家一趟，把笔记本藏在了家里。
钱明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给了他笔和纸，让他写材料交代最近这些天去哪儿了，干什么了，同什么人在一起？钱明只说自己在家里，别的什么都不说，他知道，坦白只会从严。他想，日记本没被他们掌握就不怕，他们抓不到把柄。他心里感谢方木在紧急关头救了他。
袁四新在仔细审查钱明的一些文字资料，也就几本外国小说、几张画、一篇小说《知青》，同最近的政治风暴联系不上。他感到遗憾，他想，如果掌握有日记本、记事本、信件等，就容易把对方击垮。
几天后，钱明第一次被带进了审查室，审查他的人正是袁四新。袁四新站了起来，表面客气地让钱明坐下。他又让其他的人退出房间，他走到钱明面前，目光俯视钱明，说：“我们怎么老是对手啊？”
钱明不说话。
袁四新回到自己的座位，说：“钱明，你没有交代呀。”
“我本来就没事，你让我交代什么？”
“你交代事实呀。”袁四新说，“不掌握证据，是不会把你弄到这里来的。”
“事实就是我没做违法的事。”
“那你去了八一广场吗？”
“我去买东西，过了一下。”
“可有人揭发你很活跃。”
“不可能！”钱明否定。
袁四新拿出一张照片，走到钱明面前让他看。袁四新问：“这个人是不是你呀？”
拍的正是钱明等一群人在看小字报，钱明很吃惊，心想是什么人在拍这种照片。钱明说：“那么多人在那看，我个儿高，才拍下来了。”
“不只是在看吧，你还在念。”袁四新强调。
照片上钱明的嘴是张开的。钱明解释：“我有鼻炎，鼻子堵，我张嘴是在吸气。”
“别编了，”袁四新说，“能拿出你有鼻炎的诊断书吗？”
钱明一下被噎住了。
后面，无论袁四新怎么问，钱明只说是路过看了一下，看的是什么也不记得了。袁四新无计可施，最后说：“回去好好想想吧，不坦白是没有出路的。”
钱明想，坦白了那就死路一条。
钱明被审多次，有几次是其他人审，钱明挨了打，或者被扇耳光，或者被竹片子抽。
一天，又是袁四新审钱明。袁四新拿起几本书问：“这几本外国小说是你的吧？”
钱明点头。袁四新又拿出几张画问：“这几幅画是你画的吧？”
钱明又点头。袁四新又举起一沓子稿纸问：“小说《知青》是你写的吗？”
《知青》是方木写的，方木让钱明看，想听听他的意见。这时，钱明想，不要让方木卷进来呀，反正自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也不在乎多这一件事。钱明爽快地回答：“是我写的。”
“那好，”袁四新说，“今天我们就谈一谈文学艺术。”
袁四新展开一张叫《山庄》的画，说：“看看你画的这幅画，从艺术构思上是不错的。大小的对比，明暗的对比，在视觉上有很强的冲击力。你画的不是明亮的白天，却是漆黑的夜晚，天上没有星星，月亮也是半遮半掩，若隐若现。你想要表现什么？”
“安静，温馨。”钱明回答。
“但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你对大山、山庄的用墨如此黒重，给人阴森、恐怖之感；大山之大对山庄之小，大山之怪石嶙峋对山庄之风雨飘摇，这又给人压迫之感；山庄旁有一堆小小的篝火，它给人在沉默中爆发的感觉。你说我的感觉对吗？”
袁四新的评论让钱明很吃惊，钱明说：“袁主任，你想象很丰富！可惜你太喜欢搞政治了，如果你从事艺术工作，你会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袁四新有些洋洋得意。他又说：“我们再看看这篇小说。小说写了知青生活，但写的是扒车、偷鸡摸狗、打架等等。”
“这不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吗？”钱明问。
“我不否认有这些事情。”袁四新说，“许多事情都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为什么你的目光总是投向黑暗的一面呢？”
钱明无语，袁四新又说：“创作源于生活是对的，但要有正确的思想认识。‘磨盘刻字’也被写上了，但我感觉，你是在否认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与党的基本路线唱的是反调嘛。”
钱明不敢言语。袁四新继续说：“如果上纲上线，你的画和小说都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作为对手，喜欢同一个人。我希望你认清自己的位置，这样的话，我是可以放你一马的。”
钱明听懂了袁四新后面的话。
其实，对钱明审来审去，也审不出个名堂来，公社准备放人了。一天，袁四新来到知青点，赵斌等知青正在插秧。袁四新在田埂边把鞋袜一脱，挽起裤脚就下到了水田里，他同赵斌并排插秧。赵斌打趣地说：“你都当公社主任了，还跟我们一起插秧啊！”
袁四新笑着说：“知青点就是我的家呀，我不该为家里做点事吗？”
赵斌接过话说：“对呀，那你也该帮帮钱明哪！”
袁四新轻轻地对赵斌说：“我在张书记面前为钱明说了不少好话，过几天他就能出来了。你放心吧！”
赵斌看着袁四新，将信将疑。袁四新问：“怎么，你不信吗？”
赵斌微笑。袁四新说：“实话告诉你，我不想帮他，我想用拳头揍他。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帮他的。”
赵斌娇嗔一笑，袁四新又轻轻地说：“可你就是不懂我的心！”
赵斌这回是很温柔地对他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