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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生活的重压

白朵回家后,方健给白朵姐姐写了信,白朵姐姐带着父母从乡下赶来了。当白朵与父母和姐姐相见时,一家人抱在一起哭,那眼泪里有几多辛酸、几多安慰!

哭完后,白朵抱来阿玲,来认外公、外婆和大姨。

方健向白朵父母和姐姐介绍了这两年白朵的情况。

白朵姐姐也说了白朵工作和户口的问题:

半年前,白朵原来工作的中学把白朵除名了,理由是长期不上班。白朵原在学校的城镇集体户口也要撤销,并通知白朵姐姐来办理。白朵姐姐不同意撤销,认为人只是失踪了,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但派出所说,只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个是撤销,另一个是把户口迁到农村父母家。无奈白朵姐姐选择了后者。所以,目前白朵工作没有了,户口也是农村户口。

方健和白朵了解到这种情况,心中悲凉。

姐姐说回去她要为妹妹争取工作和户口。

白朵父母带来了户口本和大队为白朵开的证明,问是不是需要用。方健说:“需要用,如果爸爸、妈妈、姐姐同意,明天我就同白朵去打结婚证。”

白朵已是这样一种状况,而且带着同别人生的孩子,方健还能够接纳她,那还有什么可说的。白朵父母、姐姐想,白朵遇上了方健,那是她的福气。

第二天,方健和白朵在当地公社办理了结婚证。

办证时,年轻的派出所女警察小王在旁边,她看着白朵有些吃惊:“你大学毕业,怎么还是农村户口?”

白朵和方健都只是苦笑着没有回答。

这天晚上,母亲做了一桌当时还算丰盛的饭菜摆在堂屋,父亲、姐姐也都回家了。再借着白朵父母从乡下带来的糯米老酒,这桌酒就算是方健和白朵的喜酒。方健和白朵也来不及置办衣服,只是每人胸前佩了朵大红花。

堂屋里围了不少邻居。

两家人落座后,方健和白朵起身,方健说:“今天,白朵同我打了结婚证,法律上我们已经是夫妻了。特别难得的是两家人都在,所以我们的婚礼也就在今晚举行。现在讲移风易俗、婚事新办,我们也简化程序。婚礼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在吃酒前拜双方父母。我们感谢父母不仅把我们养大成人,还给了我们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会努力地生活,不让父母操心,以后还要好好地孝敬父母。下面就举行拜父母仪式,我们先拜岳父母。”

白朵父母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按规矩得先拜男方父母。”

父亲过来说:“老哥哥、老嫂子,不要客气,你们长我们几岁,先拜你们也应该。”

白朵父母还是不肯,说那样他们就失礼了。

父亲说,那就同时接受他们跪拜吧,白朵父母才同意。

于是,搬来两条长凳,父母、岳父母各坐一条,方健和白朵在他们面前跪下叩了三个响头。

周围邻居们鼓起了掌。

方木和姐姐向邻居们散糖、散烟。接着,他们又去大屋子里的每一家送一小包糖。

酒席上,母亲对白朵父母说:“白朵是个好孩子,我很喜欢她,我会待她像自己的亲闺女一样,你们放心!”

父亲也说:“白朵吃了很多苦,我们很同情!我们会好好爱护她,不能让她再吃苦啦!”

白朵父亲感慨地说:“我们女儿能嫁到你们这么仁义的家庭,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知足啦!”

婚礼两天后,白朵父母和姐姐回家了。

方健和白朵的婚房在婚礼一个月以后才有了点样子。

原来父母和方木住前间,方健和白朵住后间,前间稍大,中间有个门。后来调换了一下,为了减少干扰,在堂屋为后间另开了一个门。前后间无论房顶还是墙壁都用新报纸裱糊了一遍,感觉亮堂了不少。新房里,床是父母原来睡的床,已经脱了不少漆,方健、方木各扛一半送到油漆店再漆了一遍。唯一的一件新家具是二舅送的一张写字桌,按本地风俗在亲戚中舅舅要送最重的礼。二舅在轮船上工作,所以在出木材的地方买了这张桌子。新房里还添了一件虽旧但有些古味的家具,考虑到常用的衣服没有地方放,父亲让叔叔从乡下用板车拉来了一件红色的橱柜,那是父母留在老家的旧家具。

白朵姐姐为白朵的工作首先找了县中,县中的一把手是关不平。关不平现在可发达了,不仅是学校革委会主任,还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白朵姐姐向关不平介绍了白朵的情况(包括最近结婚了),要求恢复工作。关不平一口回绝,说已经除名了,不可能恢复,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白朵姐姐找其他人也毫无作用。白朵姐姐又找派出所想为白朵恢复城镇户口,可办理人员说,工作恢复了户口可以恢复,工作恢复不了则户口也恢复不了。

白朵姐姐给方健、白朵写了信,说了情况。

为此事,方健陪白朵回县里找学校,但关不平在位,毫无希望,只得无功而返。

回家的路上,白朵歉疚地说:“方健,我现在这样,太拖累你啦!我没有户口,就是找个临时工都找不到哇!我们以后生活会很困难哪!”

方健安慰说:“别这样说,我们多想想办法,困难的日子会过去的!我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结婚一年后,白朵为方健生了个儿子,叫阿有。

当时,到处敲锣打鼓送干部下放农村,不知什么原因,方健躲过了这一“劫”,他是他们单位唯一没有下放的。可能他没得罪过谁是原因之一。另外,据说有一张表他填得好,在社会关系一栏,他把父亲、舅舅、表兄、堂兄等是中共党员的都填上,一大堆。某领导看见后,说这个同志可靠嘛,于是临时调他去了公安部门做档案工作。不久,他又调到某中学当了老师。


方木已是中学生了。夏天的夜晚,方健、方木常搬两个竹床到平台上睡觉。看着满天的星斗,方健给方木讲恒星、行星、卫星,讲太阳、地球、月亮,讲为什么有白天黑夜,为什么有春夏秋冬。方健教方木认最亮的天狼星、不动的北极星和会转动的北斗七星,又认银河两边的牛郎织女星,并讲他们的传说。望着横亘天空的河汉,方木的思想在遨游。

方木好想游泳,他还不会游,好想学会。但几乎每次去游泳,都会被母亲发现。方木游泳后,母亲用指甲在他身上一划,就会出一道白痕,那就是长时间浸泡在水里的证据,方木就要挨一顿打。母亲边打边哭,她是怕方木出危险。最近,方木又偷着去游泳,母亲发现了,正要打,被白朵拦住了。白朵对方木说:“看你把妈妈气得?你自己去赣江游泳多危险哪,往后要去让哥哥带你去,行不行?”

方木当然愿意。方健带方木去游了几次,方木总算学会了游泳。以后的夏天,方木洗澡就是去赣江游泳。那时江边好多竹排,衣服就扔竹排上。方木经常一个人游到赣江中间的沙滩上,上岸后再往上游走一段,再游回来。一次,游回来的路上,一个不认识的人对方木说:“兄弟,求求你,我游不动了,你帮帮我好吗?”方木说:“可以,你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方木奋力划水,游回了岸,当然累得够呛。

一天,母亲跟方木说,家里粮食不够吃,让他去买一点粮票来。母亲叮嘱方木,要机灵点,看见有人来抓,就赶紧跑,跑远一点。

方木了解过一些情况,知道某些妇女在街头巷尾转悠,看见合适的人就会悄悄地问:“要不要粮票?”

现在,方木在街头巷尾转悠,看见疑是卖粮票的,就悄悄凑上去问:“有粮票卖吗?”起初,方木识人不准,搞错了,挨人家骂;后来,看人比较准确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方木已多次买粮票了。上一次,方木看准了一个卖粮票的妇女,就走到她身边小声说:“大嫂,有粮票卖吗?”

“有,”大嫂赶紧答应,“小兄弟,你要什么粮票?本地的、全省的、全国的都有,但价钱不一样。”

“我要本地的。”

“要多少?”

“五十斤。”

“可以,九分钱一斤。”

“不对吧?”方木知道行情,“现在是八分钱一斤。”

“小兄弟,八分钱一斤我没钱赚哪,我还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呢。”大嫂又说,“最便宜我八分半卖给你。”

方木不同意,要离开,最后还是被大嫂叫回,以八分成交。

这一次,离上次一个月了,母亲又要方木去买点粮票。在“一人巷”旁边,方木一眼就看出一位稍大年纪的妇女是卖粮票的。方木走近叫大婶,正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谁也没想到突然窜出几个人上前抓人。原来他们早有准备,躲在旁边等着抓现行。以前方木逃脱过一次,这次一滑溜又逃了,但他逃进了“一人巷”。顾名思义,“一人巷”只能走一个人,两边是高墙。方木常走这条巷子,可这次,在巷子另一头也已经埋伏人啦。方木插翅难逃,没有了以前的幸运,他和那位大婶都被抓进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大婶被搜出一百多斤本地粮票。

男民警小周训斥大婶:“你知道你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不懂啊!”大婶回答,“我没有文化。”

“那我告诉你,你这是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脚。”小周又问,“你的粮票从哪儿来的?”

“从粮票有多的人那里收购来的。”

“收购价是多少?”

“七分一斤。”

“卖多少?”

“八分一斤,就赚一点点钱,我家里穷啊!”

大婶粮票被没收了,人没有放。

轮到审方木,方木准备买粮票的四块钱被缴了。小周问了方木住址,再让居委会通知家长来领人。同时,小周还问了方木的学校、班级、班主任,方木一五一十地回答了。小周说,这事得告诉学校,让学校教育教育。方木害怕,学校知道了,自己肯定要挨斗,并且斗得不轻。

当居民代表吕阿姨来方木家通知去派出所领人时,母亲和白朵都在。白朵对母亲说,她去领人,并说明情况。

在派出所,白朵指着方木对小周说:“他是我小叔子,是我叫他买粮票的,责任都在我。我和两个孩子都没有户口,实在是粮不够吃。警察同志,请你多多原谅我们!”

小周看着白朵,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时女民警小王过来了,她看见了白朵,吃了一惊。方健和白朵办结婚证时她就在旁边,当时她就感觉白朵是个谜。她同居民代表吕阿姨熟悉,后来她从吕阿姨处了解到了白朵的情况,心生同情。

小王过问了一下后,对小周轻轻地说了一些话。

之后,小周对白朵说:“我对你们家的情况有一些了解,你把方木领回去吧。本来买粮票的四块钱是要没收的,这次就不没收了,还给你们。不过,你们最好想其他的办法解决你们的困难。”

白朵连声道谢,拉着方木就走。至于想其他办法解决粮食问题,谈何容易,亲朋好友帮忙那也是很有限的。

刚出派出所,方木对白朵说:“嫂子,他们说要把这事告诉学校,那样我就惨了,非得挨斗不可。你能不能再帮我说说?”

白朵说好,让方木先回家,自己又返回派出所。她请求小周不要把这事告诉方木学校,小周答应了。

当时,打米都在国营粮站。早米是每斤0.142元,晚米是每斤0.146元,一斤仅差4厘钱。谁都知道,早米比较糙,晚米口感好。可方木家自从缺粮后,母亲带方木去打米,每次打的都是早米。价格便宜一点也是母亲考虑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因素。

主要因素是早米出饭多,一斤早米能多出一碗饭。

在冬天,粮站有时卖红薯,母亲不会错过,排好长的队也要买到红薯,因为一斤粮票能买十斤红薯,省粮票。

其实,方木家不仅是粮食紧张,油、肉、糖等计划供应的都紧张。好在父亲工作在粮食部门,食堂养猪有比较便利的条件。逢年过节单位常常杀猪,能分上几斤肉。过年时,父亲经常分一个猪头回家,猪头肉质量差一点,但重量上多不少。来了客人,就在猪脸上割一块肉炒着吃,那脆脆的猪顺风(猪耳朵)还是一盘下酒的好菜。那割了的猪头经常吊在堂屋里,有时挺吓人的,特别是黑咕隆咚、隐隐约约的时候。一天夜里,方木抱阿玲在堂屋玩,堂屋没有灯,阿玲看到猪头吓得哭了。

一次,某邻居的乡下亲戚杀了一头猪在大屋子里卖起来了,价钱比凭票供应的贵一些,一块多钱一斤,瘦肉、肥肉一样的价。母亲买了不少肥肉熬猪油,猪油渣子一家人吃了几天。猪油渣子可是个好菜,比如猪油渣子炒大蒜,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也是个好菜,上饭馆老想点它。


白朵很想挣点钱贴补家用,父亲为她找了个补麻袋的事做。市粮食局下面有个器材库,经常收集各粮库破损的麻袋,做点修补又可继续使用。白朵每天下午骑自行车把补好的麻袋送回去,再把要补的麻袋搬家里来。每个麻袋修补费按破损的洞的大小、多少从半分钱到一毛钱不等,白朵修补一天大约能挣一块钱。

一天,白朵在堂屋里补麻袋,方木凑过来说:“嫂子,你教教我补麻袋吧?”

白朵说:“你读书去吧,学补麻袋干什么?”

方木说:“现在也没什么书读。我手比较笨,学学补麻袋可以把手练灵活一点。”

白朵看方木真想学,就教了教他。方木学会了,补得也不错。以后方木经常帮嫂子补补麻袋。

为了多挣一点钱,白朵晚上还点着马灯补麻袋。母亲不想要她那么辛苦,劝她歇一歇,不要补,但白朵不听。

这天晚上,白朵又在补麻袋。方木过来说:“嫂子,你该歇歇,马灯给我用,好吗?我要看书。”

白朵问:“你不是说没什么书读吗?”

方木解释说:“我刚借到了小说,要赶快看,要尽快还给人家。你再看,我们两个房间,中间吊一个15瓦的灯泡,我就是站在灯下看都看不清哪,太昏暗了。这个马灯你还是给我用吧!”

白朵有些无奈:“好吧,那马灯归你用。”

以后几天,方木都是晚上用马灯看书,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又点着了马灯。母亲看到了,知道方木的意思,心中暗暗地笑了,什么也没有说。

白朵这几天有点吃惊,自己晚上没有加班,却也能像以前一样赶在下午两点左右把活干完。她想是自己熟练了、做事快了的原因,她心里比较高兴。

一天早上,白朵醒得早,看到后间亮起了马灯,心中有些疑惑,就问:“方木,你这么早起来干什么?”

方木赶紧说:“我看书,这本书今天就要还给人家,要抓紧时间看。”

白朵相信了。

又一天早上,阿玲早早醒了,不想睡,自己爬下床在马桶里拉了尿。她看见后间亮着马灯,就过来拉开中间的门。看见叔叔,她问:“叔叔,你在做什么?”

方木示意小声,轻轻回答:“叔叔在看书。”

阿玲摇头,大声说:“叔叔不是在看书,是在补麻袋。”

阿玲的话白朵听到了。白朵起床看见了方木在马灯旁补麻袋,她忽然什么都明白了,眼睛潮湿了。

方木有些尴尬:“我睡不着,补补麻袋也挺好玩的。”

白朵说:“小叔子,你不用这样帮你嫂子。你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要多睡、多吃、多锻炼,你不要再这么早起来补麻袋了!嫂子求你,好吗?”

方木赶紧答应:“好好,嫂子放心,以后不补了。”

一个月后,白朵领了工钱,她花5块钱为方木买了一双当时的名牌“回力”牌运动鞋。


当时,农村姑娘嫁到城里来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户口进不了城,并且孩子户口跟随母亲。有许多这样的家庭,他们是城里的困难户,是生活重压下的一群人。那时户口非常重要,城市户口体现了城里人的优越,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各种定量供应,也不可能在城里找工作。后来,政策略有松动,规定女方若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可投靠丈夫,即可迁户口至丈夫户口所在地。

此政策松动露出的一线希望,让许多人暗中奔忙。

白朵姐姐写信来,说机会难得,她会去疏通门路,打点各相关人员。但方健必须亲自去办理,要带上介绍信、证明等等,这中间要盖不少的公章。

方健、白朵矛盾哪,内心痛苦地斗争着。他们在组织面前没有说过谎话,这次要欺骗组织了,这使他们愧疚、忐忑不安。特别是还要说健在的岳父母(父母)双亡,于心何忍,这不是在“咒”老人家吗?良心不安哪!

方健、白朵迟迟没有行动,白朵姐姐来信催促,说:为了活着,放下那些顾虑吧!

方健来到了白朵老家,白朵姐姐一路陪同,大队、公社转了不少地方,盖了不少公章,事情总算办成了。

方健要离开的头天晚上,白朵父母弄了点酒菜招待女婿,白朵姐姐也在。饭桌上的鱼是白朵父亲特意在村子前边的河里钓的,脆嫩的冬笋是白朵母亲上午在山上挖的,酒是家里新酿的糙糯米酒:清而淡绿,酒香纯正。喝着酒,白朵父亲问方健:“你父母身体都好吧?”

方健点头说好。

“你父母是好人,老天就该保佑他们身体好。”白朵父亲忽又问,“我外孙多大啦?”

“一岁多了。”方健回答。

“叫什么名字?”

“叫阿有。”

“好哇,这名字好。”白朵父亲感慨地说,“虽说现在困难点,将来都会有的。”

“那就借岳父吉言。”

“可惜呀,我们还没见过这个外孙呢。”白朵父亲看着方健说,“以后要带他来呀!”

方健点头说:“会的会的,要来认认外公、外婆和大姨。”

酒喝到中间,谈着谈着又谈到办户口的事,方健突然起身,朝二老跪下,流着眼泪说:“这次办户口,我和白朵亏良心了,对不起二老啊!明明父母健在,却要打证明说父母双亡,我们有罪呀!心里实在是不情愿哪!都怪晚辈没有能力,被逼走上这样一条路,没能孝敬老人家,却让老人家挨骂、受辱。我们愧对父母啊!”

岳父母赶紧起身拉起女婿回到酒桌,白朵父亲说:“女婿啊,可别这样想,你们能过好比什么都强啊!我们老人家怕什么,就算是‘咒’几句又有什么,我们不一样好好地活着吗?看到你们好,我们就高兴哪,就能多活几年。我们不在乎那个,你不要有负担。”

白朵姐姐也说:“你们有这个心就够了,不要自责了。能把日子过好,那才是最重要的。”

方健回家了。事情最后一关就在派出所。

方健想到了居民代表吕阿姨。吕阿姨同方健家住同一个大屋子,住在楼下,她大女儿同方木还是同班同学。

吕阿姨同派出所的人比较熟,她答应先弄清谁具体管这件事。

一天后,吕阿姨告诉方健,具体管这事的人是民警小王和小周。吕阿姨说:“小王和小周我都熟,人挺好的,他们也了解你们的一些情况,我看这事不难办。我想,为了表明你们的诚意,你们给他们每人送一份礼,礼不需要很重,每人一条烟、两瓶酒就够了。”

按吕阿姨的建议,方健买了两条“牡丹”香烟,四瓶“四特”酒。吕阿姨告诉了小王家和小周家的地址,并说她与他们打过招呼了,让方健趁星期天把礼物赶快送过去。

上午,方健在犹豫着,没有去。

下午,方健还在犹豫。

吕阿姨来问礼物送过去了没有,方健为难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如果人家不收礼那怎么办哪?这事太难啦!”

吕阿姨气得骂方健:“你这么有文化的人,怎么这么点小事都不会办哪!磨磨蹭蹭,磨磨蹭蹭,你就是爱你那臭面子!我看你是读书读迂了,没用的学了一大堆,有用的一点不会。”

方健厚着脸笑着说:“是不会嘛,还是要请你帮忙嘛!”

吕阿姨无奈地说:“罢罢罢,我替你去送吧。”

晚上,吕阿姨从楼下上来说话,说礼物人家收下了,让方健和白朵明天上午带材料去派出所。

第二天上午约9点,方健和白朵来到小王和小周的办公室,递上了各种材料。小王和小周翻看着,方健和白朵站在旁边,心里紧张。小王客气地说:“你们坐着吧!”

方健和白朵忙不迭地说:“不坐不坐,谢谢谢谢!”

小周看着白朵说:“看你气质,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不是一般的农村姑娘。”

方健过来解释:“的确,她大学毕业,和我同校,比我低一年级。”

“那怎么是农村户口,工作也没了?”小周不解地问。

白朵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泪水夺眶而出。

方健轻声说:“她文革中受到了打击,得病了,失踪了两年,后来清醒了,又找回了家。这中间,他们单位以她长期不上班为理由,把她除名了,户口也迁到了乡下。”

“哦,是这样。”小周沉默一会儿,又说,“他们单位应该恢复她的工作和户口哇!”

“原来整她的人还在台上,正当权,我们去要求过,但没用。”

“那也太欺负人啦!”小周愤愤地说。

小王也说:“现在冤案太多,有机会,你们还应该去告他们。说心里话,了解到你们的情况后,我们很同情,也想帮你们!”

方健和白朵连声表示感谢。

小王又说:“材料我们都看过了,应该说是全了。你们耐心等一等,这件事情不是我和小周两个人就能作主的,还要交到所里去讨论。有一点你们放心,我们会尽最大能力帮助你们!”

遇见好人了,方健和白朵舒心地走出派出所。

其实,小王和小周心里知道,这类事情大多是假的,怎么可能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父母双亡”,但他们也只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手续全了,就不要去鸡蛋里头挑骨头了,人家活得不也是没办法嘛。

十天后,派出所通知方健和白朵去办户口,一家人欣喜若狂。

又几天后,吕阿姨拿着原来送给小王和小周的礼物来了,说:“小王和小周托我把礼物送回来。他们说:当时收下,是为了让你们放心;现在事情办好了,但你们生活也不宽裕,还是拿礼物去退钱补贴生活吧。”

帮了这么大的忙,却一点礼不受,这让方健和白朵过意不去,心生万分感激。

不久,父亲为白朵找到了工作,在制面厂上班,待遇还可以,但早班、中班、晚班三班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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