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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姑姑和表兄

听到方红的事,九江的姑姑带着七岁的大孙子赶来看望。姑姑住在方木家,同母亲睡一个床。表兄作为干部已经下放去了农村,表嫂带着最小的孩子同他在一起。姑姑同母亲谈了很多,说的最多的是表兄,也说自己,叹息女人命苦。姑姑与表兄多次分离,一生中总是磨难相随。说起往事,姑姑泪眼迷蒙,其中有多少曲曲折折,多少悲欢离合——


姑姑吃妈妈的奶刚够了100天,就送出去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如果去的是家境好一点的人家,日子会好过些。可姑姑去的这家穷啊,饭都吃不饱,经常是等米下锅。姑姑从小就要做很多的家务事,洗衣、做饭,还要管菜园子。她的丈夫叫万浪,比她大六、七岁,从小就不学好,喜欢打架、赌博,当地叫“赤膊罗汉”,相当于流氓地痞。

表兄几岁了,取名万小川。本来年轻夫妇应该相亲相爱,可万浪却把老婆当出气筒,动不动就打。当万浪在外边玩得高兴时,家里会平安些;但当他玩得不高兴时,比如赌博输了钱,回家他会当着孩子的面没轻没重地打老婆,万小川常吓得蜷缩在角落里发抖。姑姑的心里有多少苦水,眼里有多少泪呀!

万浪出去赌博几天没回家了。一邻居同情姑姑,夜里跑来向姑姑报信:“你赶紧逃吧!万浪赌博赌红了眼,拿你当赌资输给人家了,马上就会来人把你带走。”

像是天上炸了一个雷,姑姑一时跌坐在那里不会动。邻居再三催促,姑姑才带着万小川连夜逃了。

他们从乡下逃进了南昌。

怎么才能养活自己和孩子呢?姑姑想给人家做保姆,可是几天了却没有人收留他们。身上很少的一点钱也快花完了,晚上他们躲进某家的柴火堆里过夜。

姑姑带着万小川在巷子里问哪家需要保姆,这时一位穿着长衫、带着眼镜的先生从身边走过。先生忽然停住脚步,回头看看姑姑,转身上前问:“你从哪里来?你家……”

“我从乡下来。”姑姑说,“我老公病死了,我娘俩在乡下没活路,所以进城来讨生活。”

姑姑不敢说实话,如果说实话,雇佣她的人会担心她丈夫找上门来闹事。

先生看姑姑虽然小小个子,身体瘦弱,但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说话也小心、得体,身边的小孩也拾掇得很整洁,一看就是个机灵的孩子。

姑姑上前说:“先生,你家要不要保姆,我会洗衣、做饭、带孩子、照顾老人,我不要挣钱,只要给我们娘俩一口饭吃。”

先生点点头,说:“好吧,你就到我家来吧,我姓徐。”

徐先生带姑姑和万小川去了他家,他家里还有徐太太和三个十岁以下的小孩。

姑姑在徐家做了四年。徐先生有个儿子与万小川年龄相近,两年前,徐先生让万小川与他儿子一起去念书了,姑姑心里真是千恩万谢!

一天,姑姑正准备提着一篮子衣服到江边去洗,忽然看见大门口有人向里张望。她赶紧闪身退回来,她看清了那人正是万浪,不由得心惊肉跳、直冒冷汗。一个多小时以后,她才敢轻轻地走到门口,朝两边望。没有万浪的影子,她才提着篮子,拿着棒槌,去江边洗衣服。

万浪赌博把老婆输了,可又交不出老婆。对方狠狠地惩罚了他,把他右手中指给砍了,并收了他的破屋子。最近,万浪听人说有人在南昌城里看见他老婆了,所以他进城寻人来了。

从此,姑姑不敢坐在大门口能看到的地方,每次出大门,也要小心地朝两边看看。又一天,她要出去买菜,在大门口,她看见万浪正在斜对门向人打听,她赶紧缩回来。怎么办?怎么办?这些天她不知问了自己多少遍。

姑姑这几年过得算是平静,她不想回到过去的日子,她怕噩梦重演。她意识到在这里呆不住了,她向徐先生说出了实情,请徐先生帮帮她。

徐先生很同情姑姑,说:“你躲到九江去吧!我在九江有个好朋友姓王,你带封信给他,请他帮帮你。”

徐先生又拿出六个银元给姑姑:“你在我家做了几年,我也没给你工钱,这几个银元你带上吧,在外没有钱好难哪!你为我家做了这么多,我们舍不得你离开呀!”

徐先生送姑姑和万小川过赣江上了去九江的火车。

在九江,姑姑找到了王先生住的地方,但听旁边人说,王先生已经出去半年没有回来。那年月兵荒马乱的,找个人不容易。

姑姑先租了一间小屋子安顿下来,有了徐先生给的六个银元,生活上可以维持一段日子。但姑姑想,不能坐吃山空,还得找个谋生的办法。她看见市内不少路边的小摊贩,也开始谋划自己做点小生意赚几个钱糊口。

姑姑在路边支起了个摊子,卖点香烟、针线、笔墨等等,勉强度日。万小川也帮着守摊子,他会算账。当生意较好,赚到了一点钱,姑姑就让万小川继续读书;当生意不好,难赚到钱时,姑姑又让万小川辍学回家。

万小川没上学了,他经常流动卖香烟,他脖子上挂一个木制的盒子,盒子打开,里面是香烟。哪里人多,他往哪去,嘴里不停地叫卖着。他经常去江边上趸船卖香烟,那里流动的人多,比较好卖。

冬天,江风刮得好厉害,十一岁的万小川哆哆嗦嗦来到趸船边。他正在走跳板上趸船,趸船上有人向他喊“买烟”,他加快脚步。由于很冷,手脚不那么听使唤,胸前平放的装香烟的木盒子也有些挡视线,就在万小川快上趸船时,他却一脚踩空了,人掉进了江水里。

江水刺骨,万小川拼命扑腾着,他已经呛了几口水了。趸船上骚动了,有人伸过来一根扁担,万小川用手抓住了,扁担拉着他挨近趸船。可是由于全身太冷,手指很僵硬,用不上劲,抓住了扁担的手又脱开了。万小川在水面上下浮沉,水流把他往趸船尾部冲去,如果冲过了趸船,那就无法施救了。万小川又一次抓住了扁担,可又一次脱手了。趸船上的人焦急地喊着:“孩子,抓住扁担哪!抓住扁担哪!”

人已经被流水冲到了趸船尾部,万小川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抓住了扁担,可是他没有力气抓牢呀!就在即将脱开的一霎那,趸船上一人趴下来伸手抓住了万小川的手。

万小川被拉上了趸船,浑身湿淋淋的。有人问:“你家远不远?

“不远。”万小川回答。

“那赶快跑回家换衣服!”

万小川往家里跑,身上的水还在往下滴,弯弯曲曲的路上留下了滴水痕迹和一个个湿脚印。

万小川跑到姑姑摊前,对母亲说:“妈,我掉水里了。”

姑姑一看,也不管摊子了,拉着万小川就往家跑。

在家里,姑姑赶紧关上门窗,让万小川把衣服、裤子、鞋子、袜子全部脱下来。姑姑拿来干毛巾擦干万小川身上的水,然后用被子把万小川裹上。

万小川裹着被子坐在床上,仍然冷得上下牙齿打架。万小川说:“妈妈,我还是好冷,你抱紧我!”

母亲把儿子抱得紧紧的,泪水涌了出来:“孩儿呀,都怪妈妈呀,怪妈妈没有能力呀!没有钱让你念书,让你从小就跟着妈妈吃苦啦!今天,你差点命都没了,这是妈妈的罪过呀!没了你,妈妈也没法活呀!”

母亲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儿子用手为母亲擦眼泪,他说:“妈妈,我不冷了。”

姑姑想,勒紧裤腰带,还得让万小川继续读书。

一年多过去了。

万浪在老家混不下去,他跟着人到九江来找事做。这些天,他走街串巷。一天下午4、5点钟,他忽然发现路边守摊子的人是他老婆。他没有上前,而是躲在远处偷偷地观察,姑姑一点也没有觉察。过了一些时间,万浪看到一个小孩背着书包来到摊子面前,然后两人收拾摊子回去。万浪想,这孩子应该是他的儿子,儿子已经这么大了!万浪悄悄地跟着。

姑姑和万小川进了屋子,万小川拿出作业本给姑姑看,他又得了100分。万小川说:“妈妈,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

姑姑高兴哪,她摸着儿子的脸说:“好孩儿,好好学,妈妈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

儿子摸着妈妈粗糙的手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我来养活你,我不要你再吃苦了!我要让你享福!”

看儿子这么懂事,姑姑含着泪花笑着。

这时,万浪闯了进来。

犹如晴天霹雳,姑姑几乎震晕了,顿感昏天黑地。

万浪五大三粗,一脸的横肉,他恶狠狠地说:“臭婆娘,你好会躲呀,躲到这里享福了!”

姑姑慢慢镇静下来,她已经横下一条心,不再害怕了。她冷冷地说:“你看这破屋子,这是享福吗?你说得也对,离开了你,我们就是享福。”

万浪看着万小川,又说:“这是我儿子吧?这么大了,还读书了,好,比你老爸强。你老爸大字不识一个,只会动拳头动刀,以后老了还要靠你呀!可就是,你这身板太瘦了!”

万小川五岁多离开万浪,对万浪还有印象,但那印象是万浪对母亲的毒打。

万浪走近万小川,说:“我是你爸,不认得啦?叫爸爸呀!”

万小川虽认得他,但不叫他。

万浪又说一遍,万小川还是不叫他。

万浪拉下脸,气恼地说:“这孩子怎么啦,亲爸爸都不叫哇!”

姑姑说:“你配当他爸爸吗?”

万浪大怒,一拳砸在桌子上,桌子上的一只瓷器茶缸被震得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说:“不管配不配,我都是他亲爸爸,他就得叫我。你这个臭婆娘,是不是外边找了野男人,让他叫别人做爸爸啦?”

姑姑脸上露出轻蔑的神情,骂了一句:“无耻流氓!”

万浪却熄了一点火气,说:“对,我就是无耻流氓,我这辈子就这么混过来的。你让我找得好苦,今天总算把你们找着了。你得跟我回去,你欠了我的,你得还!”

姑姑说:“我欠你什么啦?”

万浪伸出右手,说:“看,我中指没了,我那屋也没了,这都是你欠我的。你要不逃了,我至于这样吗?”

听这么说,姑姑气得嘴唇发抖:“我是人,我不是你家可以随便输掉的东西!”

万浪却说:“老婆不就是个东西吗?别人可以输掉老婆,我当然也可以呀,大不了我再把你赢回来嘛!”

姑姑气愤得喊叫着:“你给我滚!”

万浪有些吃惊地看着姑姑:“呀,出来这么几年,你还真出息了,敢对我喊了?你以前可没这胆子。你是我老婆,你现在得给我做饭吃,我今晚上还要睡这里,明天你们要跟我回家去!”

姑姑很坚决地说:“你别做梦了,我不是你老婆了!你别想我给你做饭吃,也别想今晚睡在这里,也别指望我们会跟你回去!桥归桥,路归路,我们跟你没关系了!”

万浪震怒,大巴掌对着姑姑就扇过去,姑姑摔倒在地,嘴角冒出血来。万小川扶起母亲,对万浪大声叫着:“不许你打我妈妈!”

万浪吼叫着:“跑到天边你也是我老婆,他也是我儿子,你们必须跟我回去!惹恼了我,没你们好果子吃!”

姑姑咬紧牙关说:“我们好容易逃出了火坑,想要我们往回跳,你休想!”

万浪一把扯开万小川,对着姑姑就拳打脚踢。万小川又冲上去,用自己瘦小的身体来护住妈妈。

姑姑斜躺在地上,嘴角、额角都在流血,她说:“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不会跟你走的!”

虽然声音不大,却让万浪感受到了其中极大的重量。他知道他没法征服这个女人了。他想,老婆带不回去,儿子我一定要带回去。万浪对姑姑说:“好,那你就死在这里吧,儿子我要带走!”

姑姑没想到他有这么狠毒的一手,带走儿子那是剜了她的心哪!姑姑哭叫着:“不许带走我的儿子!不许带走我的儿子!”

万小川也哭叫着:“我不离开妈妈!我不离开妈妈!”

万浪右手把万小川一夹就出了门。姑姑爬到门口,大声叫着:“儿子啊!儿子啊……”

万小川被夹住,他蹬着腿,头朝母亲方向叫着:“妈妈!妈妈……”


万小川被万浪带回了家。

他们住的是破烂的草屋,吃饭经常是有一顿、没一顿,万小川常在叔叔、伯伯家混吃。

不久,解放了,实行了土改,日子好过了一些。

万小川每天与同龄孩子们玩耍,也没有书读。

他们常在一个中药铺旁边玩。一天,中药铺老板看万小川能把中药名都认出来,有些吃惊。后来,老板看到万小川通过心算很快把几味中药的价钱算准了,更吃惊了。再后来,老板教万小川称量中药材及其他,一教就会。老板感叹道:这孩子好聪明哪,应该去读书哇,将来能有出息!如果就这么天天玩,以后也就是个普通农民哪!

中药铺老板的话使万小川醒悟。他已经几年没见着母亲了,他想妈妈。他知道,只有自己自立了,有能力了,才可能去见妈妈。他打听到南昌城里豫章中学在办补习班,他想去补习初中课程,然后考中等专科学校。如果考上了,那就是端上了国家的饭碗,就有资格去见妈妈了。

万小川要读书向万浪要钱,万浪说没钱,叔叔、伯伯也都说没钱。万小川想到了二舅(方木叔叔),他来到二舅家,说了情况。二舅想,这孩子可怜哪,得帮帮他。可自己手头上也没钱。于是,他从家里挑了两担谷子到集市上去卖,把卖谷的钱全给了万小川,并叮嘱万小川,要好好读书,以后要去找娘,要对娘好!二舅又说,大舅(方木父亲)在城里,有困难找大舅去。

万小川进了补习班,他知道钱来的不容易,生活极其节俭,实在困难了才来找大舅,大舅知这孩子懂事,也会主动帮他。

万小川用一年的时间补习了初中三年的课程。他参加了中考,被武汉地质学校录取了。

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万小川喜极而泣!他早早收拾行囊,他首先要去九江见母亲,再乘船去武汉。

姑姑几年没见着儿子了,天天想啊!她盼着儿子哪一天来到她面前。她不敢搬家,他怕儿子来找时找不到!

这天黄昏,万小川到了九江,找到原来住的屋子。他看见母亲蹲在炉子前烧柴火,火光映出母亲的鬓角长了许多白发。炉子上正在煮水泡饭,旁边饭桌上只有一碗辣萝卜干。万小川轻轻放下行李,他又听到母亲咳嗽了两声。万小川上前叫了一声:“妈妈——”

母亲回头见是儿子,禁不住泪水哗哗地流,她起身抱住儿子,嘴里一直叫着:“我的儿呀!我的儿呀!”

母子重逢,多少辛酸和泪水!

万小川向母亲报喜讯:“妈,我考上了武汉地质学校,以后国家给我饭吃了,你不用为我担心啦!”

母亲高兴哪,看儿子总也看不够。

万小川在九江待了一个星期。姑姑给儿子做好吃的,买衣服,买日常用品。临走时,姑姑把辛苦积攒下来的一些钱塞进万小川内衣口袋。万小川拿出来又塞回母亲,他说:“以后每个月我都可以领到国家助学金,生活上够用。”

万小川在武汉上学的三年,假期都回到母亲身边。

1954年夏天,武汉发大水。万小川所在学校的同学们都上了大堤,誓与大堤共存亡。当洪峰来时,多少人手挽手,在大堤前组成一道道人墙,让巨浪拍打着自己的身体,以缓冲对大堤的冲击。浪有时好高哇,把人没入水中;大家的手挽得好紧哪,形成一个生命体!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人与自然的搏斗!

大堤保住了,万小川在“火线”入党了。

这次抗洪以后,万小川常感身体不适,感觉乏力、消瘦。经检查,他染上了血吸虫病。参加抗洪的不少人有类似情况。解放初期,血吸虫在长江中下游流域严重泛滥。

万小川住院治疗,治疗是痛苦的。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毒副作用很大,万小川看到有人治血吸虫病,人都快治傻了。自己也感觉使用药物以后,脑袋没有以前灵光,记忆力减退。

即将毕业了,今后的去向问题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万小川内心很矛盾。是国家供他读了书,把他培养成了专业人才,这个恩情不能忘啊!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是,可怜的母亲还在吃苦,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九江,他不忍再次与母亲分离呀!他向组织汇报了思想和情况,最后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写下了六个字:服从组织分配!

万小川被分配去西藏。

西藏可不比武汉,西藏那么远,交通那么不方便,母子什么时候再相见很难说啊!母亲细心地为儿子准备行囊,却一次次偷偷地抹眼泪!


万小川所在的单位叫“援藏地质队”,是新组建的,约有30人。其中不少是大专、中专院校的新毕业生,还有一些工人。保卫、后勤人员占了三分之一,配有医生。

地质队乘着三辆卡车从兰州出发,过西宁后沿青藏公路向西藏前进。

当时青藏公路极其颠簸,为防止颠得太厉害,每辆车上都压了几吨袋装的水泥,以后基建也需要用水泥。万小川因为是党员,担任了副队长,负责生活。车上除了一些地质设备,还有粮食、蔬菜、副食品等。当时人民币在西藏不能用,他们带了很多银元在车上,保卫人员都是配了枪的,队长也有枪。

已经进入了西藏地界。西藏的天空好蓝哪,纯净得没有一丝尘埃。白云轻轻地漂浮着,好像离得很近。阳光是热辣辣的。万小川现在遇到的困难是,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饭煮不熟了。大家已经吃了几顿夹生饭,并且夹生得越来越厉害,无法下咽。他想,这是高原气压低,从而沸点低的原因,要想煮熟饭,就得增加气压。于是,他找来一些厚布条垫在锅盖边,使锅盖和锅尽可能密封,再在锅盖沿封上10个厘米厚的湿泥土,最后在锅盖上压上重物,这就构成了一个临时的高压锅。这样煮出来的饭不但熟了,还很好吃,大家都夸万小川。

万小川平常坐在拉生活用品卡车的副驾驶座上。这天早上,队长说有个女队员高原反应很厉害,让他去照顾一下,于是,他和队长换了一下车。

高原反应很厉害的女队员叫赖红云,是中等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她感觉头痛、气短、胸闷,不想吃东西。医生让她测一下体温,有些低烧。她的嘴唇和指尖都有些发紫。在车上,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大个子工人叫熊大毛,是山西人,他经常主动照顾她。刚才他拿出一盒万金油,让赖红云在两边太阳穴上搽一搽,看能不能缓解一点。

中午,车停了,大家休息、吃饭。万小川问赖红云想吃点什么,她说什么都不想吃。万小川带着一个茶缸来到附近一藏民家,藏民正喝着酥油茶,吃着糌粑。他听说过,喝酥油茶可治高原反应。他拿出铜钱要换一缸热腾腾的酥油茶,藏民很高兴地跟他换了。他把酥油茶端到赖红云面前说:“喝一点酥油茶吧,它可能能治高原反应。”

赖红云天生适应酥油茶的味道,感觉茶香很浓,奶香扑鼻,越品越有股子特殊的回味。一茶缸酥油茶喝完,她精神好了很多。她看着万小川,连声表示谢谢。

汽车继续向前,万小川的车在最前,队长的车在最后。吃晚饭前,前两辆车到达了一座兵营,部队的同志热情接待他们。他们左等右等,天都黑了,队长的车还是没来。万小川估计出事了,自己坐上一辆车回去找。队长的车找到了,翻到沟里去了。队长负伤了,他怒气冲冲地对万小川吼:“出事时,我鸣枪了,你怎么听不到?”

大家说:“可能离得太远了,我们都没听到。”

这次翻车死了一个人,正是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那个人,万小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还有一人受伤较重,留在兵营治疗。其他轻伤员跟着地质队继续前进。

汽车在蜿蜒、崎岖的路上艰难地前行,走了一个月了,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

这天,万小川和队长坐在了一辆车上,他们坐在卡车两侧。一侧从里到外是熊大毛、队长、一保卫干部,另一侧是赖红云、医生、万小川。由于闲得无事,队长和保卫干部聊起了枪,他们都配带了驳壳枪。聊着聊着,他们把枪拿出来,比一比谁的枪好。队长说自己的枪是正宗的德国造快慢机,说保卫干部的枪是汉阳的仿造枪。保卫干部不服,说这枪是从国民党营长手里缴来的,不可能是仿造枪。就在他们争论的时候,枪声响了,接着医生慢慢地倒下了。

汽车停了下来,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医生死了。

后来查明,子弹从保卫干部的枪中射出,射在汽车上支撑油布的铁架上,子弹改变方向后射入医生左上胸。医生戴了一枚证章,证章又改变了子弹方向,子弹折向了心脏。

这件事后来作为枪支走火处理了,保卫干部受到严重警告处分,队长受到警告处分。

想到这一幕,万小川又要倒吸一口气。

援藏地质队在西藏仅呆了一年,由于当地发生了叛乱,队伍撤回到了青海柴达木盆地。

一天,万小川、赖红云、熊大毛三人一组进行野外踏勘,他们带好了中午的干粮和水,吃过早饭就出发了。在沙漠里走了两个多小时以后,他们到达了预定地点。他们搜寻着某些石块,然后用铁锤把石块敲开,再用放大镜细细地观察,最后把认为有价值的石块带回营地进行分析测试。这一趟他们收获很大,三个人的地质包都装了不少石块。

中午,他们在野外就着带去的水吃干粮。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他们在一起总是有说有笑。只可惜地质队里女孩子太少了,可谓凤毛麟角。他们三人已经很熟了,经常一起工作。三个人都有了心思,在万小川和熊大毛看来,赖红云是心中的女神,虽然高原的太阳把她的脸晒黑了,沙漠的风把她的皮肤吹得不那么滋润了,但依然风采袭人。而赖红云看熊大毛和万小川,一个大个子,一个小个子,都很可爱,大个子热情、勇敢,小个子细心、机灵。她拿不定主意,心里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下午3点,他们背着地质包往回返。天空是晴朗的,他们唱起了《地质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我们的行囊

踏上层层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

…………


天有不测风云,大漠忽然起风了,飞沙蔽日,行走艰难。万小川和熊大毛都抢着减轻赖红云的负重,把赖红云背的石块往自己包里放。

他们艰难地跋涉着,互相搀扶,但还是老摔跤。天快黑了,他们感觉回去的路与来的路不一样。是不是方向不对呀?风沙中也无法辨别方向。三人停了下来,不能乱走。万小川让赖红云把指南针拿出来,赖红云在她的包里找,可是没找着。放指南针的小口袋扣子开了,估计指南针掉路上了。

赖红云很懊悔自己把指南针丢了。万小川安慰她,说没关系,等风沙小一点,能看见星星或月亮,就能判定方向。赖红云说:“我认得北极星和北斗星,看见它们就知道了方向。可根据月亮怎么判定方向呢?”

万小川说:“月亮也是东升西落,据此就可判定方向。”

可是到了晚上,虽然风沙停了,但云太多,看不到星星和月亮。他们只能原地休息,保存体力。

他们都肚子饿了,特别是熊大毛,肚子咕咕叫。他们也渴啊,可水只剩下一点点了。熊大毛和万小川约定他们谁也不准喝,只能给赖红云喝。

天好黑呀,四周好安静!他们听到了野兽的嗷叫,看到了闪动的绿光。赖红云问,那是什么声音?那是什么在闪光?熊大毛说,那是狼在叫,闪光的是狼的眼睛。赖红云好害怕,熊大毛说,别怕,我保护你。万小川也拿出铁锤说,狼来了,我砸死它。大个子、小个子在赖红云面前,都很有英雄气概。他们拿出手电筒对狼叫的方向照着,狼不敢靠近。

赖红云想要解手,但身边没有人又很害怕。她让两个男人在她左右两边,离她不远不近。熊大毛指责万小川:“你拿个手电筒乱照什么,你背过身去,不准看!”万小川反击:“你才乱照想看呢,你也背过身去!”最后,两人都背过身。

夜里好冷,熊大毛和万小川都脱下自己的一件衣服给赖红云穿,赖红云蜷缩在一个避风的角落里迷糊着。熊大毛和万小川没有睡觉,像两个忠诚的卫士守卫在旁边。

天亮了,太阳出来了。万小川心里有地图,他知道往哪走。他们又出发了,赖红云说:“这些石头太重了,把它们扔掉吧,我们轻装前进?”

万小川不舍得:“这里有好多好石头,再去不一定找得到。”

天气很好,赖红云恢复了精神,她背着装了不少石头的地质包又唱起了《地质队员之歌》——


是那天上的星

为我们点上了明灯

是那林中的鸟

为我们报告了黎明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


他们这次没走错路。又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在一个高坡上,他们看到了远处营地的帐篷。赖红云累得走不动了,熊大毛和万小川拉着她往前走,一个拉她的左手,一个拉她的右手。营地不少人跑过来了,大家一直在找他们,为他们担心。

这件事以后,万小川、赖红云、熊大毛三个人的关系更是说不清了。赖红云无法从矛盾中解脱出来,拒绝哪一个她都会伤心,都会有深深的歉疚。而万小川和熊大毛也没有一个肯主动退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既像是情敌,又像是朋友。地质队里对三人的这种关系已有不好的议论。

万小川工作三年了,他给母亲写信说:妈妈,由于工作太忙,路途又太远,我三年没回家看你了,这是儿子不孝啊!我也想念妈妈,我争取今年春节回家看你。

母亲回信说:儿啊,你是国家的人,为国家做事,妈妈理解你,妈妈不怪你!你不要担心妈,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春节你要能回家那就太好了!

前不久地质队贴出的标语还是“拉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现在突然变了,每个人的粮食定量都减了,饭吃不饱了。母亲知道这个情况后,从家里寄来了一大盒饼干和一罐自己动手做的腌鱼。

在旁边没人时,万小川塞了一包饼干给赖红云。赖红云把饼干藏好,当肚子饿时,偷偷地吃几块。

几天后,万小川打开鱼罐子,往嘴里夹一块鱼。刚尝一下,他立刻把鱼吐了出来,鱼已经腐败了。他看看寄出的日期,这罐鱼在路上走了两个多月。他感觉好可惜呀,把这罐鱼扔在了帐篷外面的野山坡上。

减粮食定量对熊大毛影响最大,本来他饭量就大,这一减,他整天肚子咕咕叫。早晨刷牙时,一口的牙膏泡沫。他忽然感觉牙膏味道挺好,有草莓味、薄荷味,还有点甜。他一口吞了下去,清凉的,像吃了一块水果。

这天傍晚,熊大毛在帐篷外面的野山坡上溜达,忽然看见一罐鱼。他馋得要死,闻一闻,是有些坏味道。他想起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臭鱼烂虾。自己以前常吃臭鱼呀。他用指头夹了一块鱼放嘴里,感觉勉强能接受。实在是肚子饿,没有油水,管不得那么多了,他一连吃了几块。他把这罐鱼藏进衣服里边带回了住处。

第二天一早,熊大毛又吐又泻。赖红云过来问他,怎么会这样啊?熊大毛不好意思说实话。赖红云在熊大毛床底下发现了那罐鱼,才知道了真相。

万小川、赖红云已转到对矿物化石做分析测试的工作,熊大毛还是在野外工作。

粮食更紧张了,上级布置下任务,要再次减定量。

在党员民主生活会上,万小川提了意见:“我同意对室内工作的人员减定量,但不同意对野外工作的人员减定量,因为他们的工作要付出很大的体力,现在他们的定量已经不够吃了。以熊大毛为例,他为什么吃牙膏,为什么捡腐败了的鱼吃,还不就是没吃饱嘛。若再减粮,饿着肚皮,他们还有体力完成野外工作任务吗?”

队长也是党支部书记,他说:“现在全国粮食都紧张,我们要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的指示,为国家分忧,为党分忧,有困难自己克服,不要讨价还价!”

万小川不认同:“这不是讨价还价,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在室内工作,同意再减定量,我可以通过少活动来减少体力消耗。但野外工作的同志能吗?我们应该对群众负责,不应该只对上级领导负责。”

最后一句话对队长刺激很大,万小川又说:“以前领导叫我们拉开肚皮吃饭,怎么现在没有吃的呢?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领导,不是群众。”

队长嗅觉敏锐:“你这完全就是右倾言论,是在向党发起攻击!”

万小川却很犟:“现在是党内民主生活会,作为党员,我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你不要乱扣帽子!”

问题闹大了,地质队紧跟形势,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帐篷外贴出的标语是“右倾反得越深,生产搞得越好”。

万小川受到了批判。

矛盾迅速升级,地质队列举了万小川三大罪状:(1)右倾机会主义;(2)玩资产阶级恋爱游戏;(3)态度恶劣,不接受批评,拒绝检讨。地质队向上级建议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干部级别降一级。上级批复的处分是:留党察看,干部级别降一级。

万小川成了监督改造的对象,春节自然回不了家。

母亲企盼儿子回家,却又是一场空。

一次,赖红云和万小川单独在一起,万小川说:“红云,我现在这样,已没有资格追求你了。熊大毛人不错,他是真心爱你的,你们结婚吧,我祝福你们!”

赖红云低头双手捂住脸呜呜地哭了。

之后,赖红云同熊大毛结婚了。

六十年代初,各地都做了甄别工作,即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包括纠正反右倾扩大化。结果,万小川的所有处分被撤销了。

万小川向组织要求调动工作,希望回到母亲身边,但上级组织没有同意。

万小川只好提出辞职,当时的政策是允许的。

赖红云同熊大毛来送别万小川。

离开六年后,万小川带着疲惫、带着酸楚,提着空空的行囊,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母子相拥而泣!

万小川从拉板车的临时工开始干起,后来成了粮食局的干部,文革中又下放去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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